生命歷程觀點的起源與發展

本講分五部分。第 1–2 部分是三篇核心閱讀的主體（Elder 等 2003、Elder 1994、Mayer 2009）；第 3 部分用 Elder 自己的研究示範典範怎麼用；第 4 部分補上德國路線（延伸閱讀 Kohli 1986、Mayer 2004，另加德美比較的補充文獻）；第 5 部分回到社會政策。

四個目標對應本週的結構：目標 1 對應第一、四部分；目標 2 對應第一、二部分；目標 3 對應第二部分與討論一；目標 4 對應第四、五部分與討論三。

建議閱讀順序：Elder 等 2003 → Elder 1994 → Mayer 2009（先拿到工具，再看工具的來歷，最後看三十年後的評價）。

延伸閱讀三篇分兩類：Giele & Elder 1998 延續美國路線（方法與研究傳統）；Kohli 1986 與 Mayer 2004 是德國制度路線。第四部分另補德美比較的文獻（Heinz & Krüger 2001；Bertaux & Kohli 1984；Kohli & Meyer 1986；施世駿 2002；鄭作彧、胡珊 2018 等）。

兩組加州兒童：Oakland Growth Study 約 185 人，1920–21 年生；Berkeley Guidance Study 生於 1920 年代末（1928–29）。大蕭條來臨時，前者已是學齡兒童，後者還是嬰幼兒。

多數人直覺會選 A（年紀大的比較懂事、比較能感受家裡的困頓）。答案在原則四（時機）揭曉。

出處：Elder (1994: 9–10)；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5, 12–13)。

Mills 在《社會學的想像》提出研究「傳記、歷史，以及兩者在社會結構之內的交會」（Mills 1959: 149）。Elder 在 1993 年的 Cooley-Mead 講詞開頭說：他離開研究所時，對生命歷程作為一個領域、理論或方法，沒有任何接觸（Elder 1994: 4）。

Hughes 那句話是 Elder 1994 全文的最後一句，濃縮了時機、歷史時間、能動性與其限制。想一想：自己這一代是在什麼時候「到了工作的年紀」？

本章不從定義開始，而從一則「失敗的先見」開始：Thomas 早在 1920 年代就開出縱貫生命史的處方（Volkart 1951: 593 的轉引），卻整整等了四十年。

遲到的原因被歸於社會條件（大蕭條、二戰、戰前社會科學缺乏經費），而不是學術懶惰。Nisbet 的說法：1950 年代社會學停在 "timeless realm of the abstract"。

重點：這段開場本身就是「時間與地點」原則的例子——一個領域的誕生被它所處的時代形塑（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3–5）。

三個「所知甚少」是遞減的：對生命路徑本身所知甚少，對它如何影響發展與老化所知更少，對歷史與地理脈絡的重要性所知又更少（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4）。

九年前的 Elder 1994 用第一人稱說同一件事；到 2003 年手冊章，個人證詞變成了第三人稱的「領域事實」——文類轉換的痕跡。

答案在於 20 世紀的五個主要趨勢。其中第一股（兒童發展樣本：Oakland 1920–21 年生、Berkeley 1928–29 年生、Stanford-Terman 1900–1920 年生）與第五股（1960 年代起的全國縱貫研究）是美國特有的資料條件。

作者在同一頁加了地理限定：這些趨勢指的是北美、特別是美國的發展，雖然其中部分（社會變遷速度、社會老化、縱貫研究成長）也適用於歐洲（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5）。引用「生命歷程研究如何興起」時要帶上這一句。

延伸提問：台灣沒有 1920 年代的兒童追蹤樣本，也沒有 1960 年代的全國追蹤調查——台灣的生命歷程研究會從哪一種資料長出來？

第二股趨勢（社會變遷的速度）有兩個很好的故事。早期縱貫研究並不是為席捲性變化而設計的。

（1）Jean MacFarlane 為 Berkeley 研究設計的實驗，被大蕭條中研究家庭的迫切需求摧毀。

（2）Terman 研究中參戰的男性在問卷空白處寫下戰爭經驗；多年後 Robert Sears 指出研究對戰爭的漠不關心（個人通訊，1989）。

重點：研究工具也被時代限定——這對今天使用舊資料的研究者同樣適用。

Giele & Elder (1998) 的領域史和 Elder 等 (2003) 的「五股趨勢」互補：後者講社會條件，前者講四類經驗研究如何各自貢獻一個要素。對應關係是作者自己說的（p. 12）：歷史人口學 → 時間與地點；老化社會學的出生世代比較 → 連結的生命；生命史與傳記 → 人的能動性；追蹤研究與縱貫調查 → 時機。

歷史人口學例子：Modell 等 (1976) 以費城普查重建成年轉銜，由「依序」的樣式轉為「同時甚至失序」（p. 13–14）；Hareven (1982) 的 Manchester 紡織廠研究（p. 14）。

老化社會學把「年齡」從生命的終點拉回整個生命：Riley & Foner (1968–1972) 主張老化始於出生，並把個人老化與社會結構變遷視為社會變遷的兩種動力（Giele & Elder 1998: 15）。

Bennett & Elder (1979) 的發現預告了本週開場問題的答案：Berkeley 孩子比 Oakland 孩子年幼 8 歲，受大蕭條影響更直接（p. 15）。

Wellesley 的數字顯示世代差異：1911–15 年畢業者 25% 走上「研究所＋專業＋未婚」的路，1930 年後畢業者只有 7%（p. 16）。

Cain (1964) 是最早使用 life course 一詞的社會學文獻之一（p. 16）；Elder 1994 也承認 Cain 為先行者。

生命史傳統對應「人的能動性」。二戰後的主流是普遍階段論（Erikson、Kohlberg），但普遍性受到挑戰：Gilligan (1982) 指出女性的道德發展不能被 Kohlberg 的階段貶低（Giele & Elder 1998: 18）。

出路之一是 Baltes 的生命全程發展心理學：人在老化中同時經歷生物上的損失與文化上的獲得，透過選擇、最適化與補償（SOC）來管理。Rubinstein 的例子出自 Baltes (1993: 590)，轉引自 Giele & Elder (1998: 18)。

這也說明為什麼 2003 年版把「生命全程發展」列為第一項原則。

1940 年 Lazarsfeld、Berelson & Gaudet 在 Erie County 追蹤 600 人的投票意向，是「panel」的早期範例；最晚決定的選民，是夾在自身傾向與參考團體之間的人（Giele & Elder 1998: 20）。

1960 年代起的兩大全國縱貫調查：NLS（四個樣本：高齡男性、成熟女性、青年男性、青年女性，各約 5,000 人，隔年調查）與 PSID（約 5,000 戶，逐年）（p. 20–21）。

方法上，事件史分析處理「在某狀態中停留 vs 轉銜到另一狀態」的風險率；LISREL 用來區分因果與互惠效果。Kohn & Schooler (1983) 發現工作環境與智識彈性雙向影響（p. 21）。

Elder 1994 的問題二：社會化作為研究典範為什麼衰落？他的回答是方法論的——這個框架無法處理跨生命全程的延續與變化。Robins (1966) 發現並非所有問題兒童都成為問題成人，而社會化的行為—學習預設無法解釋這種多樣性（Elder 1994: 8）。

典範轉移是一件有組織的事：SSRC 在 1960 年設社會化委員會（Clausen 主持，持續五年，出版 Socialization and Society 1968），1977 年設生命歷程委員會（Riley 主持）（p. 8–9）。Brim 的生涯是最生動的例子：從兒童社會化 → 成人社會化 → 中年 → 生命全程的延續與變化（p. 9）。

提醒：Elder 自己說「在這幾段中我已論證」，這是主張而非系統考據。

這是本週最重要的一次概念淘汰。世代（generation）模型以生殖的生命週期看人，但與歷史時間連結鬆散：只要想想第一次生育的年齡範圍有多寬，就知道世代地位與年齡之間可能落差很大（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9）。

Elder 1994 給的是實用理由：世代取向不足以處理 1960 年代的兩大議題——歷史影響與成人發展（p. 7）。

預告第 4 週：Ryder (1965) 主張把 generation 保留給親屬關係；第四部分會看到，歐陸（例如 Bremen）仍以 Mannheim 的意義使用 generation——德美用語不同。

這是 Elder 1994 最有方法論教學價值的一段：概念不是從理論推導出來，而是在編碼台上被資料逼出來的。

1962 年秋天，Elder 到柏克萊人類發展研究所，與 John Clausen 合作半職研究，任務是為 Oakland Growth Study 未編碼的資料建立編碼（p. 9）。

三個窘境與三個概念：家庭經濟（對劇烈所得損失的適應，例如削減開支、改變權威角色；借 Bakke 1940 與 Thomas 1909 的危機模型）；交鎖的生命週期（Wilensky 1961）；年齡——Ryder (1965) 讓他明白社會變遷的意義取決於年齡位置（p. 9–10）。

想一想：自己的論文資料裡，有沒有「現成的變項抓不到」的現象？

這是本章最有教學價值的一段詞彙切分（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4–5）：life span 是時間範圍；life history 是活動或事件的編年；life cycle 在人口研究中指世代間的生殖過程——「所有人口都有生命週期，但只有某些人有子女」，這句是 life cycle 概念被淘汰的標準理由（它結構性地排除了無子女者）。

Giele & Elder (1998: 22) 補充：life course 是個人隨時間扮演的一連串社會界定的事件與角色，與 life cycle 不同，它容許許多不依固定順序的事件與角色。

注意陷阱：life span 在書頁 4 是「範圍」，到書頁 11 卻升格為第一項原則（生命全程發展）——同一個詞在同一章有兩種地位。

社會路徑的早期模型一般集中在單一角色序列。Glick 與 Hill 的家庭週期描述了從求偶、訂婚到配偶死亡的有序階段；限制有二：不是每個人都參與家庭的生殖，而且只適用於家庭生活（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7）。

生涯模型雖可用於多個領域，最常只聚焦一個；而且和家庭週期一樣，沒有把人放進歷史脈絡、也沒有標示生命全程中的時間位置。

收束句：既有模型缺少「把生命連到傳記時間與歷史時間」的機制——生命歷程的必要性建立在這個缺口上。

四個定義放在一起看：前三個出自美國路線，主詞是個人或個人的角色序列；Mayer (2004) 的定義雖也從個人的活動序列說起，但立刻把重點放在「嵌入社會結構」與「制度秩序中的成員身分」。

Elder 1994 把生命歷程界定為「多層次現象」，這一點在 2003 年的定義中消失了（跨層次在 2003 年變成待做的前沿）。

預告：這個主詞的差異，就是第四部分美國與德國兩條路線的分歧。

這是本章最容易被跳過、卻最應該被記住的一段自我設限：作者把生命歷程視為一種「理論取向」，並援引 Merton (1968)：理論取向藉由提供描述性與解釋性研究的框架，建立共同的探究領域——包括研究問題的辨識、變項選擇的理據、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的策略（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4）。

後果：五項原則不是可被檢驗的命題。寫論文時，「本研究檢驗了 Elder 的連結的生命原則」是誤用；應寫「依循該原則，檢驗 X 對 Y 的效果」。

伏筆：第五部分 Mayer (2009: 423) 直言生命歷程社會學只有一組取向或啟發法與概念工具箱，沒有可與經濟學、心理學相比的理論。

本頁是全章對本課最實用的一頁：五個概念在書頁 8 被逐一界定。

社會路徑：個人與群體穿越社會的教育、工作、家庭與居住軌跡，被歷史力量形塑、常被社會制度結構化；個人在與制度化路徑的關係中摸索自己的生命歷程——這是本章唯一把「制度」放在主動位置的句子。

軌跡：角色與經驗的序列，由轉銜構成；轉銜：狀態或角色的變化；持續期間：兩次轉銜之間的時間，長的持續期間透過既得義務與利益增進穩定；轉捩點：生命方向的實質改變，主觀或客觀皆可（例如中年重返學校）。

圖中的人生是示意，不是資料。注意：本章的轉捩點包含主觀變化，這與第 5 週 Brückner & Mayer 以客觀事件時點測量的指標不是同一個概念。

轉銜常涉及地位或身分的變化，因此開啟行為改變的機會（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8）。生命早期的轉銜可能透過形塑後來的事件而有終生意涵：青少年生育與兵役是記錄最充分的例子。

轉捩點的例子帶一個可核之數：Cornell Couples and Careers Study 的受訪者認為工作上的轉捩點相當常見，超過半數在前三年有這樣的經驗，且多半涉及換工作與工作不安全，而不是家庭轉銜。

Elder 1994 的補充：轉銜總是嵌在賦予其獨特形式與意義的軌跡之中（p. 5）。

兩篇的關係是本章自己交代的：「就我們所知，其餘幾項原則首次出現於 Elder (1994) 的一篇論文，該文以他在美國社會學會（1993）所做的 Cooley-Mead 獎演說為基礎」（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13–14）。

差異值得追問：1994 年四項主題以「歷史」開頭，而且有層級——第一項（歷史時間）提供定位，其餘三項辨識機制（Elder 1994: 5）；2003 年五項原則以「發展」開頭，並列為一張地圖。多出來的「生命全程發展」來自 life-span 傳統，不是 1994 講詞的產物。

小細節：Elder 1994 的致謝寫演說地點在 Miami Beach，2003 章追述為 Miami, Florida；以 1994 年原文為準。

五項原則的斜體標題見書頁 10–13（中文為轉述）。總結句：這五項原則引導研究遠離年齡特定的研究，轉向對個人選擇的承認，促進對歷史脈絡與時機的意識，並讓人理解：生命一旦從與重要他人的關係中被移出，就無法被適當地表徵（p. 13）。

注意原文的編號錯亂：書頁 12 的標題明印「3. The Principle of Time and Place」，書頁 14 卻寫「第五項原則，關於歷史時間與地點」——同一組原則在同一章有兩套編號。認真讀的人會以為自己讀錯。啟示：權威文本也會出錯，讀書要對照。

原則一：發展不在 18 歲結束；成人能夠、也確實經歷根本的變化（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11）。晚年的適應與老化樣式，一般連結到生命歷程的形成期。

方法後果被作者明白寫出：縱貫研究雖是長期計畫，卻很少提供脈絡隨時間變化的資料；大型資料集的地理編碼讓研究者能評估環境變化對個人的衝擊。

可轉成台灣的提問：台灣的行政資料（例如戶籍地）其實天然帶有地理資訊。

它排除的做法：用童年樣本外推成人發展；把老年當成與前半生無關的階段。

原則二：兒童、青少年與成人並不是被社會影響與結構限制所被動作用；他們基於自己所知覺的選項做選擇與妥協（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11）。

Clausen (1993) 的計畫性能力：自信、智識投入與可靠性共同定義計畫性；計畫性高的青少年能更好地為成人角色做準備，並「選擇、也被選擇」進入給他們領先起步的機會（Clausen 1993: 21 的轉引）。

Elder 1994 另把認知革命、Bandura 的自我效能、基因對環境選擇的作用列為支持能動性的理論趨勢（p. 6–7）。

但本原則最重要的限定在下一張：計畫性的效果依賴脈絡。

這是本章對「能動性」最強的一道限定：計畫性及其行為表現依賴脈絡（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11–12；Shanahan & Elder 2002；Shanahan, Miech & Elder 1998）。

較年長的 Terman 世代（1900–1911 年生）多數在 1930 年前完成大學，進入一個很快在金融危機中停滯的勞動市場，黯淡的機會使他們回校取得高等學位；較年輕的世代（1911–1920 年生）在 1930 年代大部分時間仍在完成中學與大學，時間長到讓他們在經濟因戰時訂單好轉時取得好工作。

結果：青少年的計畫性在較年輕世代預測了相對穩定而成功的生命歷程；在較年長世代卻對未來揭示得很少。

原則三：個人的生命歷程被他們一生所經歷的歷史時間與地點所嵌入並形塑（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12）。作者援引 Gieryn (2000)：一個地方擁有三項本質特徵——地理位置、某種物質形式或文化、以及被投注的意義與價值。

文化大革命的例子（引 Zhou & Hou 1999）是本章 82 筆書目中唯一處理非西方社會的經驗研究；它在本章的功能是「證明地點重要」，而不是檢驗理論的適用範圍。

它排除的做法：把同一事件在不同社會的效果視為相同。

本章最重要的一組可核之數（書頁 12）：Mayer (1988) 以回溯式生命史方法發現，1915 至 1925 年間出生的德國男性幾乎普遍入伍；他們在戰爭中失去多達九年的職業生涯，而在戰爭中存活的 75% 中，有許多人事後找不到工作。1931 年出生世代也在戰爭中遭受廣泛困苦。

提醒：這些數字是 Mayer (1988) 的發現，本章只是轉述處；引用時出處要寫 Mayer (1988)。

伏筆：這是本週第一次出現德國的 Mayer——第四部分會看到，他代表德國的另一條路線。

出生世代的成員並非均一地暴露於變化；出生世代成員身分往往只是對歷史變化之暴露的代理變項（Elder 1994: 6；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9）。

宏觀例：Titma & Tuma (1995) 追蹤前蘇聯 15 個地區、1983–85 年的高三學生到 1999 年以後。一個地區保留指令經濟（白俄羅斯），其他地區採用市場經濟（愛沙尼亞）或退回鄉村交換體系（塔吉克）。但轉折是：儘管區域差異與深刻的社會不穩定，這個世代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中時的個人成就、自我評價與目標所寫下，比家庭背景更具後果（p. 9–10）——一個看似制度決定論的例子，被翻成能動性的例子。

微觀例是《大蕭條的孩子》性別分化發現的最短摘要（p. 10）。

開場問題的答案：B。出生於 1920 年代初的 Oakland 兒童，不像較年輕的 Berkeley 對應者那樣容易受到家庭困苦與破裂的影響；Oakland 兒童也太年輕，未暴露於蕭條經濟的嚴苛勞動條件（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12–13）。Elder 1994：較年輕的 Berkeley 男孩經歷未來受損的最大風險，延伸到中年歲月（p. 10）。

時機原則：相同的事件或經驗，可能依其在生命歷程中何時發生而以不同方式影響個人（引 George 1993——第 4 週核心閱讀）；事件的意義本身在不同發展階段也可能改變（Wheaton 1990）。

Elder 1994 用的名字是「生命階段原則」：任何變化的個人衝擊，取決於變化發生時人們處在生命中的何處。它以歷史事件為座標反問誰處在什麼階段，比「時機原則」更適合分析疫情、金融危機、年改這類社會層次的衝擊。

兵役時機：早期轉入服役，在家庭與生涯確立之前，有可能把生命破壞降到最低，甚至透過技能訓練、領導經驗、生命目標形成，以及 GI Bill 的服役後教育而提升生命機會；來自艱困家庭的 Berkeley 男孩傾向藉由相對年輕入伍而超越童年劣勢；較晚入伍導致更多破壞、更少益處（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12–13）。

轉銜堆疊：Harley & Mortimer (2000) 發現非常早的成人轉銜對心理健康不利，而早為人父母且經歷「堆疊」（同一年多個轉銜）者心理健康較差；這些差異透過累積優勢與劣勢解釋了成年初期心理健康的社經梯度——這是本章唯一一次使用「累積優勢／劣勢」一詞，且未加界定（第 15 週再處理）。

可移植的提問：同一次制度改革（例如年金改革）同時改變多個參數，對特定世代是否構成一次「堆疊」？

Elder 1994 對社會時機的界定：角色的發生率、持續期間與序列，以及基於年齡的相關期望與信念（p. 6）。這個三分可以上溯到第 5 週 Brückner & Mayer (2005) 拆出的去標準化維度（普及率、持續期間、序列），雖然後者的書目中並無 Elder 1994。

社會時機也適用於多重軌跡的排程及其同步或不同步；社會時機與生物時機之間的落差常發生在發展早期。

本章對年齡規範的評價很低：以規範信念為基礎的解釋在文獻中很常見，但我們對這類規範及其如何被經驗仍只有很少的經驗知識（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10）——第 4 週 Settersten & Mayer (1997) 接手。

Elder 1994：人的生命典型地嵌在跨越生命全程的親屬與朋友關係中，社會規制與支持部分透過這些關係發生；宏觀歷史的變化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個人透過這樣的人際世界所經驗的（p. 6）。

精悍的對照：同樣是「父母不在場」，大蕭條的機制是失業帶來的家內緊張，二戰的機制是就業帶來的物理缺席。

2003 年版的例子：愛荷華農場危機（經濟困苦主要透過增加父母的憂鬱感受而負面影響兒童發展）、Sampson & Laub (1993)（婚姻與就業把有問題的年輕男性轉向常規生活）、Burton & Bengtson (1985)（年輕祖母）（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13）。

可以追問：Elder 的連結是世代之間、對稱的；第 5 週 Kohli (2007) 指出伴侶之間的連結是性別不對稱的——女性更常把自己的選項調整到男性伴侶的選項上。

以出生年把人定位在出生世代中，提供了更精確的歷史定位——出生世代實際上把年齡與歷史時間連結起來。當歷史變化使連續出生世代的生命產生分化，就生成出生世代效果；當衝擊在連續世代間相對均一，歷史就採取時期效果的形式（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9）。

Robinson & Jackson (2001) 用 GSS 估計 1972–1998 年的年齡、時期與世代效果：信任在最年輕者中最低、上升至中年後持平；1940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信任較低——這或許是非線性的世代效果，也可能是 1980 年代開始的年齡特定時期效果。

作者最誠實的一句：年齡—時期—世代效果的估計總是暫定的，因為年齡、時期與年份是混淆的。Giele & Elder (1998: 24) 也說：對任何個人而言，這三個維度完全相關。解法留給第 4 週。

Giele & Elder (1998) 把典範整理成四要素（p. 8–10）：時間與地點（文化背景）、連結的生命（社會整合）、人的能動性（個人目標取向）、時機（策略調適）。圖 1.1：不論一個人的社會位置與文化傳承、人際網絡或個人動機為何，全都經由個人對具體情境與事件的調適——也就是「時機的漏斗」——而被經驗（p. 10–11）。

Giele 認為 Elder 的四要素像是 Parsons (1966) 四功能模型（AGIL 倒序：潛在模式維持、整合、目標達成、適應）應用於生命歷程的獨立推導版本（p. 8）。

他們也把年齡、時期、世代對應到四要素：時期對應時間與地點，世代是連結的生命的一面，年齡作為個人發展的標記對應能動性，而時機是整合三者的第四個維度（p. 24–25）。

這張表示範四要素如何同時分析兩種很不一樣的生命：Elder 的大蕭條兒童，與 Giele 研究的十九世紀美國婦運領袖（禁酒與投票權運動）（Giele & Elder 1998: 9–10）。

注意 Giele 的模型是雙向的：社會價值與制度影響女性的生命樣式；個人也可能像改革領袖那樣，試圖「向上」改變群體規範、制度規則與社會價值（p. 8）。這一點呼應第五部分 Mayer (2009) 與 Giele & Elder (1998: 27) 共同的自省：多數研究只示範歷史對個人的影響，個人對歷史的影響很少被證明。

最常見的反應是「五項原則讀起來像常識」。解法：把每一項原則翻成它所排除的東西（本頁為本課的延伸整理）。翻成排除項之後，五項原則立刻變成五條可以被違反的方法紀律。

練習：拿自己正在讀的一篇量化論文，逐條檢查它違反了哪一條。

Elder 利用了一個自然實驗：有些 Oakland 家庭在經濟崩潰中損失慘重，有些大體倖免。研究設計了比較：1929 年的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中，相對未受剝奪與受剝奪的家庭；在每一個社會階層中，分析追溯經濟困苦透過家庭危機與適應對兒童中年歲月的效果（Elder 1994: 10）。

模型指明艱困時期與兒童經驗之間的三組連結：家戶經濟、家庭關係與緊張。家庭——其結構與過程——成為經濟衰退的宏觀事件與兒童微觀世界之間的連結（p. 11）。

提醒：Elder 1994 沒有引用《大蕭條的孩子》的任何百分比或係數；要引統計結果須回原書。

在發動大蕭條研究二十年後，Elder 加入 Rand Conger 在愛荷華州 Ames 領導的研究團隊，追蹤 1980 年代大農場危機中的 451 戶鄉村家庭。土地價值突然腰斬，把無數家庭推入非比尋常的債務水準；以領先經濟指標而言，這次衰退比大蕭條以來的任何危機都更嚴重（Elder 1994: 11）。

研究設計：北愛荷華中部八郡地區，每戶包括兩位父母、一位七年級學童與一位年齡相近的手足；自 1989 年起逐年以問卷與錄影家庭會談蒐集資料。

「鑑於都市蕭條研究與鄉村愛荷華計畫之間的差異，沒有什麼理由預期會有相似的結果」——所以這是一次真正的檢驗。

圖 1 是一條五節點的縱向鏈，另有兩條自「兒童結果」折返的回饋路徑；圖上沒有數字或係數，是概念路徑圖而非估計結果（Elder 1994: 12）。

模型第一部分：低所得、不穩定的工作與所得損失，透過增加經濟壓力（錢用光的實質壓力與削減開支的調整），對婚姻失和與父母的情緒困擾有後果。第二部分：婚姻衝突與父母的情緒困擾，透過破壞親職品質而影響兒童；兒童的行為結果隨時間回饋到互動過程（p. 11–12）。

這條鏈上沒有任何一個節點是制度——這一點留給討論二。

Conger 等 (1992) 研究 1989 年就讀七年級的愛荷華男孩：同時使用觀察與家庭成員報告，發現客觀的家庭困苦（以人均所得、負債對資產比、工作的不穩定與報告的所得損失測量）透過知覺到的經濟壓力，增加了母親與父親憂鬱情緒的風險；憂鬱提高婚姻衝突的可能，進而增加雙親破壞性、非養育性行為的風險；這些行為削弱了男孩的自信、同儕接納與學業表現。女孩也觀察到相似過程（Conger 等 1993）（Elder 1994: 12）。

孩子的生產性角色：在經濟壓力下，愛荷華的男孩與女孩承擔更多責任；最擁抱「必要的助人」集體倫理的農家最明顯。非農家戶對工作兒子的判斷更常是負面的，或許反映這些社區中工作與收入的個人主義性質（p. 12）。

本文全篇最重要的經驗結論（Elder 1994: 12）：這個中介模型的經驗檢驗，結果一般類似於蕭條研究的發現，主要的例外是母親。在愛荷華研究中，母親的情緒困擾代表經濟壓力與婚姻失和之間的強連結；在蕭條研究中，母親作為艱困時期與兒童發展經驗之間的連結較不突出。合理的解釋包括女性社會角色的歷史趨勢，尤其是在職場：1930 年代的女性遠不如 1990 年代的愛荷華女性深涉家庭財務的支持與管理。

三個重點：①這是對下一張 Gergen 挑戰的直接回答；②複製的差異不是雜訊，而是社會變遷的指標；③母親角色是一個性別議題，Elder 把它讀成歷史趨勢——可以追問：這是歷史趨勢，還是性別結構？

這一段是全文最難、也最值得的一段（Elder 1994: 10–11）。Gergen (1973: 319) 的結論：社會心理學研究主要是對當代歷史的系統研究。

Elder 的三層處理：①承認 Gergen 的觀點與把人的心理學描繪為受歷史限定之事業的智識運動一致；②指出 Gergen 沒有提及社會學式社會心理學——至少在這個領域，兩種社會心理學（House 1977）沒什麼共同之處；③正面反駁：借 Merton (1959: xv) 的「偽事實」，Gergen 否認跨歷史概化的可能，從而阻止了檢驗這類概化的嘗試，引來自我實現的預言；任何研究的概化邊界都不確定，歷史地奠基的研究只能藉由檢驗其外部界限而前進。

翻成切身的問題：你論文引的那篇 2005 年的台灣研究，結論今天還成立嗎？三種回答（一定成立／一定不成立／得去測）——Elder 的答案是第三種。

兩條路線的時間差：美國在 1960–70 年代成形（Cain 1964 首用 life course 一詞；Ryder 1965；Riley 等 1972 的年齡階層化；Elder 1974；1977 年 SSRC 成立生命歷程委員會）。德國則在 1970 年代後半受北美思潮影響，瑞士的 Levy (1977) 與 Kohli (1978) 為先驅（施世駿 2002: 118）。

德國的兩個特殊條件：1979 年在 Mannheim 大學啟動的德國生命史研究（GLHS）——直接原因是資料保護法擋住了個人層次的普查資料（Mayer 2000: 259 註 1）；以及 1980 年代德語區的「傳記運動」（Bertaux & Kohli 1984: 221）。1985 年 Kohli 提出生命歷程制度化命題；Bremen 大學的特別研究中心 Sfb 186「生命歷程中的地位過渡與風險」自 1988 年起運作（Leisering & Schumann 2003: 195）。

Mannheim 1928 年的〈世代問題〉是歐陸使用 generation 一詞的思想源頭（Marshall & Mueller 2003: 8, 12）。

Marshall & Mueller (2003) 把生命歷程觀點的形成分成四步：早期理論（地位取得、社會化）→ 在北美經 Riley、Neugarten 等人形式化 → 由 Elder 系統化 → 其後的分化（含歐洲貢獻）（p. 3）。他們同意 Elder：觀點約在 1960 年代的美國結晶（p. 4）。

Cain (1964) 被稱為「典範建立者」：真正使用 life course 一詞，並把年齡結構視為社會結構的一個面向（p. 4–5）。Riley (1979) 的四項前提中，「個人生命歷程受社會與歷史變遷影響」一條，作者認為在北美研究中被遵守的程度不如歐洲（p. 7–8）。

北美的主要貢獻之一，是把生命歷程的關注延伸到晚年；方法上較歸納，發展出 timing、duration、spacing 等概念並據以建模（p. 23）。

Bertaux & Kohli (1984: 219–220, 232)：芝加哥傳統在調查研究成為主導典範時被邊緣化；美國質性社會學的方法重心轉為直接觀察。

右欄呼應第一部分：美國路線是從「取代社會化理論」長出來的。

施世駿 (2002: 118)：北美思潮於 1970 年代後半影響德國社會學界；René Levy 與 Martin Kohli 是先驅（Levy 為瑞士學者，Kohli 原籍瑞士、旅居德國）。德國的特色是更關注生命歷程在（特別是福利）制度設計下的發展，作者歸因於德國十分定型的制度設計。

Bertaux & Kohli (1984: 221–224)：德語區的傳記研究興趣成長特別快，幾乎形成一場「傳記運動」，原因是德國在本世紀經歷的大規模斷裂（政治體制多次更迭、經濟匱乏、戰爭、大規模遷徙）與較親近歷史和詮釋學的學術傳統；方法上有 Schütze 的敘事訪談與 Oevermann 的客觀詮釋學。

Mayer (2000: 259–261)：德國生命史研究（GLHS）1979 年在 Mannheim 大學啟動，當時資料保護法實際上阻絕了個人層次普查資料的取得；1981–1999 年間九次回溯調查，涵蓋 1887–1971 年出生者，共 12,057 份生命史。這是「制度條件形塑研究設計」的好例子。

Marshall & Mueller (2003: 21)：Kohli 主張生命歷程本身已成為社會制度、組織它的是「勞動體系」；Mayer 則強調國家界定各制度領域之間的關係。

這張表把幾份文獻的比較合在一起，是理念型的對照，實際研究常跨界（下一張起會說明）。

Marshall & Mueller (2003)：北美較重個人轉銜，歐洲（Bremen）較重制度化的轉銜如何變成人生的轉捩點（p. 19–20）；北美學者很少注意國家對生命歷程的形塑，北美研究中沒有類似 Mayer (1997) 或 Leisering & Leibfried (1999) 對德國福利國家的生命歷程分析（p. 21）；北美較歸納、歐洲較演繹，歐洲提供更豐富的質性資料來描述傳記、轉銜與軌跡的意義（p. 23）。

鄭作彧、胡珊 (2018: 232) 的對照表：北美埃爾德範式關注特殊事件造成的特殊生命歷程、研究遭遇特殊事件的同齡群體、以事件史分析等定量方法為主；歐陸科利範式關注穩定制度下可被期待與規劃的常態生命歷程、研究一般群體、特色方法是敘事訪談與客觀詮釋學。

Heinz (2003: xiv)：個人轉銜是北美研究的中心課題，歐洲觀點則更注意調節傳記轉捩點的社會結構情境與社會制度。

鄭作彧、胡珊 (2018: 232) 用同一個問題說明兩個範式的方向差異：面對非常態生平，北美範式可能先關心這個生命歷程遭遇了什麼重大事件而轉向；歐陸範式則反思性地先問：為什麼非常態生平會被認為是非常態——正常與不正常的劃分，是在怎樣的制度與觀念上被標示出來的（引 Kohli 1988: 41；Kohli 2003: 527）。

Heinz (2003: xi–xii)：北美與歐洲社會的差別，在於轉銜序列受國家及其制度網絡控制、調節或引導的程度。

練習：挑一個台灣的「非常態」生平（例：四十歲才第一次就業、未婚生子、五十五歲被迫退休），分別用兩種問法提問。

Marshall & Mueller (2003: 11–12)：在北美，cohort 是關鍵概念，但它與 generation 的關係一直混亂。Ryder (1965) 建議把 generation 限於親屬領域，這個建議在北美一再被重申（Glenn 1977；Kertzer 1983；Uhlenberg & Miner 1995）；Kertzer 甚至稱以 generation 指歷史界定的世代是 “liability to science”，作者認為歐洲學者可能覺得此說有點極端。Bremen 則在 Mannheim 的意義上使用 generation，「without apology」（Sackmann & Weymann 1991；Weymann 1996）。

作者的理論立場：不論用詞，必須區分 Riley 意義的 cohort（方法上的分析單位）與 Mannheim 意義的 generation（共享歷史經驗、可能形成共同意識的社會實體）。

匯流的例子：status passage 由 Glaser & Strauss (1971) 創造，被 Bremen 生命歷程團隊採用（p. 15）；連結的生命原本是北美的突出主題，現在也是 Bremen 的主要焦點（p. 19）。

中文提醒：「世代」一詞同時被用來譯 generation 與 cohort——本課用「出生世代」譯 cohort，第 4 週讀 Ryder 時會再處理。

Heinz & Krüger (2001: 32)：把生命事件、階段與轉銜連到社會制度組織實踐的研究路線，起源於德語社會——這些社會是具有綿密制度網絡的中央化聯邦國家；德國、奧地利（瑞士程度稍低）的教育證書與職位高度制度化地對應。英美研究較少把「制度如何把人從一個階段推到下一個階段」理論化，改以家庭、伴侶與女性就業的細緻分析彌補；而在北美，社會網絡與市場的力量至少與制度同樣強大（p. 33）。個人主義與自我監控在北美一向有很高的聲望（p. 36）；在美國，年齡不能作為排除勞動市場參與的正式或非正式標準（p. 42）。

Leisering & Schumann (2003: 200–201)：德國可稱「不情願的工作社會」——各人生階段的勞動參與都低，教育期長、晚進入勞動市場，又經提早退休而早退出；前勞動部長 Norbert Blüm 說德國有最老的學生與最年輕的退休者。圖為他們引用的 OECD 2001 年資料（表 9.1）。

他們並歸納德國生命歷程體制三要素：高度調節、抑制受雇勞動、依地位與性別結構化的不平等（p. 199–202）——第 7 週會再用到。

反身提問是本課的延伸：這正是「時間與地點」原則用在研究者自己身上。

提醒一：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6) 寫「美國的生命歷程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是量化的，歐洲研究的獨特重心在個人傳記與深度訪談」，並引 Heinz & Krüger (2001)。但 Heinz & Krüger 原文 p. 31–32 的論證是：以社會形塑的事件（首次就業、結婚、退休）為焦點的世代／生命事件取向，「在歐洲，也在美國與加拿大」都有；傳記取向是互補的觀點；在傳記研究內部，敘事觀點在歐洲較流行，個人文件與民族誌方法則為北美研究者所偏好。量化與質性是「取向」之分，不是「地域」之分。——這是「讀原文、查出處」的好例子。

提醒二：Kohli & Meyer (1986) 編的 Human Development 專輯導論，並陳兩種解釋：生產組織的轉型（Kohli），與把國家視為生命歷程制度化的關鍵生產者（Boli-Bennett & Meyer 1978；Meyer 1985；參 Mayer & Müller 1985）。所以「德國重國家、美國看個人」只在 Elder 範式對歐陸範式這一層成立。德國內部也有分歧：Kohli 主張勞動體系，Mayer 主張國家／福利國家（鄭作彧、胡珊 2018: 221）。

提醒三：Marshall & Mueller (2003: 18–19)：北美與歐洲對世代取向同樣投入；連結的生命現在也是 Bremen 的焦點。

提醒四：鄭作彧、胡珊 (2018: 235–236) 列出的歐陸範式局限，對東亞研究特別重要（歐洲中心主義：Kohli 宣稱任何社會只要現代化，終將走向相同的三分結構）。

Kohli (1986) 是「生命歷程制度化」命題的英文原始表述（作者註：本章「基於」其 1985 年的德文論文）。

開篇把研究年齡的三種方式排序：把年齡當成額外的變異維度、把生命歷程過程當主題，以及——作為社會學家必須走得更遠——把生命歷程當成社會結構的一個獨立維度，一個由它自身規則體系所生成的社會事實（p. 271）。核心定義：生命歷程可以被概念化為一種社會制度，不是在社會群集（個人的聚合）的意義上，而是在一套排序生命關鍵維度之規則樣式的意義上。

方法：這些規則是什麼，最好透過分析它們如何改變來展示；範圍限定在過去三個世紀的西方現代化，材料集中於德國，以美國補充（p. 272, 275）。

對照：Elder 系把制度當成能動性的背景（機會與限制），Kohli 把生命歷程本身當成制度——兩條路線最根本的分岔。

五項命題（Kohli 1986: 272–273）：

1 時間化：已從「年齡只作為範疇身分才相關」的體制，轉為「生命時間是核心結構特徵之一」的體制。

2 年齡序化：生命的時間化大體上扣接到時序年齡，造就按時序標準化的「規範生命歷程」。作者自己說這是五項中最明顯也最無爭議的一項。

3 個人化：個人自身分、地域與家庭的束縛中被釋放。

4 生命歷程圍繞勞動體系組織：其今日最顯眼的時間排序是三分化為準備期、「活動」期與退休期。注意原文是 preparation—“activity”—retirement，不是「教育—工作—退休」。

5 構成生命歷程的規則樣式在兩個層次上被找到：位置序列（生涯）與傳記視角及行動。

補充：Marshall & Mueller (2003: 15, 25 註 10) 指出，Cain (1964) 的三階段（工作準備、養家、退休）比 Kohli 的英文版早了 22 年——兩邊獨立得出相近的概念。

Kohli 的第一類證據：在生命持續期間的維度上，現代化是從相對隨機的樣式到可預測樣式的轉型；對論證具決定性的，與其說是平均死亡年齡的上升，不如說是變異數的下降（p. 277）。

表 9.1：一個世紀前（1871–1881）三分之一的女性活到 60 歲（36.3%）、十六分之一活到 80 歲（6.6%）；今日（1979–1981）九成活到 60 歲（89.6%）、超過半數活到 80 歲（50.1%）。排除嬰幼兒死亡的影響：活到 20 歲的女性中，一世紀前將近半數在 60 歲前死亡（100−52.5＝47.5%），今天是 11 人中 1 人（8.8%）。「死亡已幾乎從成年早期甚至中期消失，而傾向於只在老年降臨」（p. 278）。

方法啟示：先看「變異數收窄」，不只看「平均數移動」——這也是第 5 週去標準化爭論的量測策略。

證據二（家庭週期）：Kohli 先提醒「家庭週期」概念本身是現代的產物——前現代家庭的構型多樣、短期波動大（p. 278）。Uhlenberg (1969)：麻州 1830–1920 年出生的女性世代，處於「正常」生命週期型的比例由 20.9% 增至 57.1%；Uhlenberg (1974) 加入離婚後，「正常型」仍強勁增加——歷史變遷沒有導致家庭解體，而是規範樣式的強化。Winsborough (1979)：1911–1941 年出生男性的全國樣本，中間兩個四分位的整體成年轉銜由 18 年縮為 10 年（p. 279）。

證據三（年齡界線）：學校體系與老年年金體系創造了今日構成生命歷程三分化的年齡界線（p. 280）。前現代沒有退休：Held (1982) 的 32 個奧地利社區研究，51–70 歲者不到 8% 以 Altenteiler（交出財產的退養者）身分生活，退休年齡範圍 37 到 81 歲；傳統歐洲民俗文化的生命週期只由出生—婚姻—死亡組成（p. 280–281）。德國男性：1881–90 年僅 19.7% 活到 70 歲（1889 年設定的年金界線）；1979–81 年 72.2% 活到 65 歲、80.5% 活到 60 歲（實際平均退休年齡 59 歲），可能受益者由五分之一增為五分之四；覆蓋率由經濟活動人口的 54% 升到近 100%（p. 281）。

表 9.2（德國男性勞動參與率，轉自 Kohli 1985a: 10）：60–70 歲由 1895 年的 79.0% 降至 1980 年的 25.1%；70 歲以上由 47.4% 降至 5.2%。美國 65 歲以上男性的勞參率在 1890–1980 年間由 68.3% 降至 19.1%，大部分下降發生在 1930 年之後（Treas 1981）。注意：德美的起始年不同（1895 vs 1890），圖例已標明。

收束句（p. 282）：公共年金方案所設下的退休界線，如今也已成為勞動力參與的實際界線；只有到現在，我們才有一個對大部分人口而言具有相對一致起點與可觀長度的、結構上獨特的生命階段。

台灣的提問（第五部分）：台灣的「後半段」年齡界線，何時才具全民基礎？

這是 Kohli 一方與 Mayer 一方爭論的原始文本（Kohli 1986: 286）：此處的解釋聚焦經濟領域、工作之社會組織的問題；處理過這些問題的少數其他作者（Mayer & Müller 1985；Meyer 1985）主張是國家、尤其是福利國家要為生命日增的年齡分級負責，但這似乎是在迴避問題：如果福利國家生產了現代生命歷程，那麼是什麼生產了福利國家？

Kohli 的立場比「勞動市場 vs 國家」二選一細緻：他不否認國家，而是主張國家本身需要被解釋，且解釋的落點在工作組織（註 11：這不應被理解為純粹唯物論的解釋）。

他的問法刻意避開目的論：問題不是制度化如何發生，而是它是哪些一般結構問題的解決方案。

延伸：二十一年後的 Kohli (2007) 宣告這場爭論「已證明是虛假的」（第 5 週）；而 Mayer (2009: 415) 仍以中性的並列記述兩造。

Kohli 的四個結構問題（p. 286–291）：

1 理性化：時序年齡是公共服務與移轉理性組織的好判準，使生命歷程有序且可計算；但它是歸屬性判準，與普遍主義有張力。以「功能年齡」或需求取代，將在數方面極為昂貴；以資產調查取代公民權利，將是形式與實質理性的重大倒退（p. 287）——這是「年齡界線為什麼不該被隨意取代」的規範論證，可連到年金改革。

2 社會控制：個人化摧毀了家庭與地方的舊控制基礎；俾斯麥一再斷言，沒有什麼比一個有公共物質保障的穩定生命歷程前景，更能使工人與國家和解。「成員資格的規則已被時間秩序的規則所取代」（p. 288）。

3 繼替：內部勞動市場是封閉位置體系，只有前任離開時才有空缺（空缺競爭）；公共退休體系讓企業以社會正當的方式擺脫年長工人——這是第 13 週「提早退出」共謀機制的雛形（p. 289–290）。

4 整合：工業經濟中，個人要整合家庭與工作的時間維度（p. 290–291）。

Kohli (1986: 289)：德國的社會安全體系不只是舊慈善形式被新帝國國家接手；傳統福利體系是資產調查的，且剝奪受領者的公共權利，新體系則創造了有正當連續性請求權的「社會公民」。但藉由把保險限制於（正式）勞動力中的人，該體系實際上把工人變成新工業「工作社會」的公民，並把不持續從事受薪工作者排除於這種公民身分之外。

註 5（p. 297）：Kohli 承認他的論證因聚焦正式工作而侷限於男性一側，回應說它與其說是男性的論證，不如說是適合一個男性支配且工作支配之社會的論證——把性別盲點說成「對象的屬性」。這可以連到鄭作彧、胡珊 (2018) 對歐陸範式忽略性別的批評。

台灣的提問呼應施世駿 (2002: 140) 的推測：台灣的階層式福利制度對不同群體（例如軍公教與一般勞工）差別待遇，兩者的生命歷程型態可能差異很大——作者自己說這是需要追蹤資料驗證的推測。

本文最常被漏掉的一半（p. 294–297）：過去十五年來，年齡序化的過程已經停止，甚至被反轉——家庭行為（結婚與第一胎年齡上升、結婚與育兒普及率下降、離婚率新高）、工作（打破「教育—工作—退休的齊步」的討論）與年齡規範三個領域都有證據。

反諷：要實現彈性化的模型有多麼困難——過去十五年最大規模的變化是退休年齡的下降，彈性退休轉銜壓倒性地意謂更早的轉銜（p. 295）。

作者拒絕「個人的終結」的解讀，選擇「個人化的新一波推進」；最終判斷：生命歷程的成功制度化，是當前個人化地離開它的基礎（p. 296）。

註 16（p. 298）是最精細的一刀：同一個外觀（分散的年齡分布）可以有相反的社會意義——自主，或被迫的短期應付——判準是它發生在受規制還是去管制的環境中。台灣的非典型就業與晚婚晚育，適合用這個區分來問。

圖為示意，不是資料。

Mayer (2004) 開頭先描述一個潮流：人們越來越把兒童看成自己發展的共同生產者、把生命看成個人選擇的拼貼。在這樣的前提下問「外在力量如何形塑生命歷程」似乎過時——他提出三條辯護：Kant 的決定與自主並存、「個人主義」本身是歷史變動的文化建構（Meyer 1986），以及 G7 以外社會的人生更受出身階級與國籍左右（p. 162）。

定義（p. 163）：社會學家以生命歷程指稱從出生到死亡、跨各生命領域的活動或狀態與事件序列；生命歷程因此被視為個人生命主要透過參與社會位置與角色——即制度秩序中的成員身分——而嵌入社會結構。

三個機制（p. 164–165）：社會內部分化為子系統或制度場域；個人生命在群體脈絡中的內在動態（先前生命史的影響）；以及人口聚合（出生世代或進入勞動市場世代的規模）。

社會學家傾向於更相信 selection 而非 choice（p. 165）——與 Elder 的能動性原則形成對照。

從社會學的觀點，生命歷程不被看成個人的生命史，而是社會結構的樣式化動態表現；它們在人口中運作、被制度有意或無意地治理，也是行動者行為的結果；同時，生命歷程樣式又是生成社會結構的重要機制（例：人口的年齡與世代結構是無數生育決定的結果）（Mayer 2004: 165）。

四個路標（引 Huinink 1995；Mayer & Huinink 1990）（p. 166）：多層次、多維度、自我指涉（「不同時者的同時性」die 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各年齡群共同生活在同一個當下，但各自帶著自己的過去），以及透過聚合或制度形成而再生產與改變社會結構。

變異來源（p. 166–167）：最大部分在與勞動分工緊密相連的外在結構（職業與教育體系）；其次是家戶內的勞動分工；第三是現代福利國家的差異介入。因此，所謂福利組合——市場、家庭與國家的相對重要性與連結方式——被社會學家視為生命歷程樣式的主要決定因素（引 Esping-Andersen 1999）。

Mayer (2004) 表 1 重印自 Mayer (2001)。它是一套「風格化的歷史」：生命歷程由傳統／前工業型，經早期與晚期工業型，到後工業型；由福特到後福特；由標準化到去標準化（p. 170）。

福特主義／福利國家體制：生命階段分明（就學、訓練、就業、退休）、穩定的僱用契約、同一職業與企業的長期工作生涯；男性養家薪資讓女性婚後可留在家中；社會保險涵蓋疾病、失業、失能與老年的風險（p. 170–172）。二戰後標準化、線性而同質的生命歷程，一般被歸因於兩股力量的結合：福特式大量生產造就一個相對安全的工人階級，以及福利國家對家庭全生命週期所得的保障——生命歷程的標準化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工人的生命機會「中產化」（p. 172）。

後福特／後工業體制：生命全程日增的去標準化、人口間日增的分化與異質；教育在層次與期間上擴張；許多轉銜被延後、延長且年齡變異增加；進入就業更不穩定，第一份契約常是暫時的；失業經驗普遍但集中於女性、外籍工人、青年與高齡工人；結婚年齡上升，非婚同居成為婚前的常態階段；為人父母被延後，相當數量的伴侶從未生育（p. 172）。

作者自己的警告最重要：這些歷史時期必須被視為理論建構，而非被驗證的經驗概化（p. 170）；「世代」或「歷史時期」標示了差異，但造成差異的原因假設大多模糊；像福特主義與後福特主義這類整體調節體制的假設，宣稱多於證明（p. 173）。跨國比較與國內發展的研究，被他視為補救之道——下一張。

Mayer (2004) 以 Esping-Andersen 的三個世界加上南歐（義、西），比較四類國家（p. 174）；表 2 重印自 Mayer (2001)，選九個面向（此處選列六個；另有離校年齡、換雇主、換職業三列）。

自由市場社會：綜合學制使離校年齡約 17 歲、相對標準化；進入勞動市場早，但常經過一連串過渡性工作；平均所得軌跡相當平坦；女性全時工作是常態；退休的所得替代率低、退休年齡變異大（p. 176）。

保守統合福利國家：分流學制；職訓整合使轉銜平順；企業間換工作罕見；所得累進至四十歲出頭後持平；女性婚育後中斷就業、之後兼職被制度支持；退休早（p. 176–177）。

社會民主：女性全時全生涯地整合進勞動市場；較晚退休（p. 177）。南歐家庭主義：就業取決於家庭與親屬連帶，福利負擔落在家庭（p. 177–178）。

注意時序：Mayer 本人在 2009 年把「生命歷程體制」這種聚合方式標為「高度爭議」（第五部分）。

Mayer (2004: 176–178) 對四種體制的主要生命歷程風險：

自由市場：低技術、低工資、成為在職貧窮者；對相當比例的人而言，累積劣勢循環的威脅非常真實。

保守統合：長期失業與被推入勞動市場外部者；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呈現二元行為模式——高度投入生涯而無子女，或退出生涯而有兩個孩子。

社會民主：從綜合學校到就業的轉銜（如今青年失業率高或參加就業政策方案），以及女性被困在公部門低薪低技術工作；就業體系內外都有「福利生涯」的風險。

南歐家庭主義：就業高度依賴家庭與親屬連帶，福利負擔多落在家庭；較富裕家庭以住家菲律賓看護解決老年照顧；家庭間不平等高，並傾向沿生命歷程累積。

東亞的位置留給第 7 週（Holliday 2000 的生產式福利資本主義等）。

Mayer (2004: 179–180) 區分六種連結宏觀社會脈絡與個人特質和過程的模式（引 Diewald 2000；Mayer 2003），文中逐條說明前四種：①若心理傾向普遍且常態分布，理解認知與情緒的黑箱雖有趣，但增加的解釋力不多——這是「好像」理性選擇解釋的基礎；②教育與工作組織的明確篩選是守門的關鍵，行動者會預期這些標準並事先調整自我呈現（商管系與社工系學生的差別）；③制度社會化人，人適應社會環境的壓力；④社會組織類型與生產方式「生產」相應的人格（Weber 的東易北河研究）。福利國家的保障應會培養與自由市場社會不同的心理傾向：許多美國人必須不斷擔心有限的失業給付、健保、退休基金與長照，瑞典人則不必——應預期美國人壓力較高、未來取向更強（p. 180）。

但只把生命歷程看成社會角色扮演與結構限制的結果是短視且誤導的：人也是自然有機體、決策者與人格（p. 180）。

東德的檢驗（p. 181–182）：控制認知在預防失業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對向上與向下流動沒有顯著效果；證據較指向心理傾向是（戲劇性）生命事件的結果，而不是生命歷程適應的強力影響因素。

可作為延伸閱讀。兩篇中文文獻互為對照：施世駿 (2002) 從社會政策（福利國家效果、德國的調控理論）引入德國生命歷程研究；鄭作彧、胡珊 (2018) 從社會學理論引入 Kohli 的制度化範式與方法，並明言施世駿 (2002) 是其所知唯一的例外（p. 216 註①）。

施世駿 (2002: 117)：北美研究以個人轉折為焦點，忽略制度面（尤其福利國家制度）的決定性引導效果，因此無法解釋為何不同國家的生命歷程型態有別；歐洲研究補上此缺口，其中德國學界著力最深。

施世駿 (2002: 140) 的台灣推測（作者自己用「推測」）：台灣現存的階層式福利制度對不同群體（例如軍公教與一般勞工）差別待遇，兩者的生命歷程型態可能差異很大，後者面對較大社會風險、階段間斷裂點較多；需要建立長期性資料庫驗證。

注意：兩篇整理 Kohli 的方式不同（施：四個面向，Kohli 1986a；鄭、胡：五個命題，Kohli 1985 等），不宜合併成一份清單。

Mayer 明說兩個目的：報告 2000 年以來的經驗研究趨勢，以及評估該領域的整體發展（p. 413, 425）。第二個目的被具體化為一個裁決問題：進入成熟階段的生命歷程研究，是已被例行化並整合進碎裂的學科，還是仍是一個有某種智識統一性的進步領域？（p. 414）。2006 年 6 月的 Science 特刊（Butz & Torrey 2006）強烈主張後者。

三個競爭命題逐字見 p. 415–416；作者宣告：接下來各子領域的回顧，同時是報告趨勢的材料與裁決這些主張的證據（p. 416）。

提醒：本文涵蓋的是 2000–2008 年的文獻，不能逕引為今天的現況。

Mayer 以六條「正在浮現的共識」判準界定生命歷程視角的特定性（p. 414，引 Elder 等 2003、Settersten 2003b、Mayer 2004），並據此設定納入規則：偏好 2000 年以來的經驗研究，且滿足判準 (a) 且／或 (b)–(f) 中至少兩條。

(a) 的後半句（先前生命史對後來結果有強烈衝擊的強假定）正是本文第五節要拿證據去打的假定——而蒐集到的證據大體是否證性的（下兩張）。

(f) 是唯一的規範性判準：生命歷程／世代分析對社會政策是根本的，範式從治療性轉向預防性干預。可以用它檢查資料：台灣的橫斷調查（例如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合成世代為主，按 (b) 的標準並不算；勞保等行政資料滿足 (a)(b) 而不滿足 (c)。

四項重大進展（p. 425–426）：全國個人層次縱貫資料庫的發展與提供；制度脈絡跨國變異對生命歷程之衝擊的研究；社會崩解對生命歷程的衝擊；健康與生命歷程這一強勁子領域的倍增（自 2000 年以來超過 100 篇出版品，p. 421）。

四項未充分發揮（p. 426）：跨人生較長段落之內在動態與因果連結的研究；發展的心理過程與社會嵌入之生命歷程的互動；超越取向性概念與啟發法的理論發展；新方法。

黃金標準（p. 416）：直到 1970 年代，社會科學的經驗黃金標準是橫斷調查（如 GSS）；自 1980 年代起，個人與家戶的前瞻縱貫研究成為新的黃金標準。迄今只有英國完全制度化了縱貫研究的完整範圍；德國有前瞻的 SOEP 與回溯的多世代 GLHS（呼應第四部分）。

但也有條件句：縱貫資料的可得性將給生命歷程研究巨大推力，條件是使用者有足夠先進的訓練。

本文最反直覺的一節（p. 417–418）。問題：童年、青少年與成年早期的早期條件，對中晚年與老年是否有不能被中介結果（教育、生涯進入、家庭形成）說明的直接衝擊？成年期的事件能否顯著改變其後的軌跡？

答覆的第一句：實際上，把早期初始條件關聯到晚年結果的研究相對很少。而蒐集到的證據方向壓倒性地是「沒有長期效果」：Hauser & Sweeney (1997: 574)；Crosnoe & Elder (2004)（424 位生於 1910–1914 年的 Terman 男孩，追蹤至 72 歲，18 個參數中 2 個顯著）；Francesconi 等 (2005)；Schoon (2006)；Furstenberg (2007)。作者的總結措辭：「這片零散且大多是否證性的證據」。

Laub & Sampson (2003) 被評為跨極長生命段落之動態最重要的晚近研究：他們拒絕「生命歷程在早年即被設定、並相對不受外部條件影響地延續」的發展學前提——而那個前提也被大多數生命歷程理論家所共享（p. 418）。

也要公平：Mayer 同時列了指向相反方向的工作（童年條件與晚年健康、離婚的世代間傳遞等）。

Mayer (2009: 418)：Laub & Sampson 的「當頭棒喝」，在一股快速成長的文獻——心理學、經濟學（Heckman 2006；Cunha 等 2005）、行為遺傳學與人口學——把決定生命歷程的影響定位得越來越早的脈絡中，變得特別切題。

這對第 8 週有直接意涵：社會投資取徑的核心經濟學依據正是 Heckman 一支的「越早投資、報酬越高」，而 Mayer 把它放在被 Laub & Sampson 挑戰的位置上。

調和的路徑（本課的延伸整理）：Mayer 盤點的自變項是早期「條件」（貧窮、家庭結構），社會投資主張的是早期「政策干預」；兩者不同。但無論如何，引用乘數命題時省略這份否證性清單，就是選擇性引用。

圖為示意。

兩條研究傳統的更替：較早對生命之有序與無序的聚焦，已被更有成果的探究增補——制度與政策對生命歷程結果的非常特定的衝擊（Mayer 2009: 418，引 Mayer 2005、Kohli 2007）。

方法論批評：許多去標準化研究受害於不清楚什麼算去標準化與去制度化，及／或缺乏能歸因原因的理論模型（p. 419）——這與第 5 週 Kohli (2007) 把去標準化收窄定義是同一問題的兩種回應。

核心判斷（p. 419）：跨國與國內地聚合制度體制、以及生命歷程體制是否為建構與分析這類結果的有用方式，都是高度爭議的；新政治經濟學與比較生命歷程研究的聯姻可能極有生產力，但只比較兩三個國家、聚焦非常特定的制度與政策，可能更有前景。右側四個例子都是二至三國的小 N 設計。

與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相連的極突然的體制斷裂，為生命歷程研究在生命時間與歷史時間之關係上提供新的檢驗場域；Mayer (2006) 勾勒生命歷程如何作為轉型的媒介、機制與結果（Mayer 2009: 420）。作者稱之為對生命歷程理論若干信條的「關鍵實驗」，並列出問題（此處為轉述）。

東德的發現（引 Diewald 等 2006b）：連續的事件史顯示遠高於橫斷比較或追蹤研究的騷動程度；從前的資格、技能、性別與轉型時的年齡在斷裂後的軌跡中扮演最強的角色；從前的政治資本並未增加失業風險，卻同時導致向上與向下流動；從前的自營者處境出乎意料地糟；職業與家庭連帶在 6 至 10 年間高度穩定；負面經驗對轉型時約 50 歲者累積（p. 420）。

中國的例子：Zhou & Hou (1999)、Zhou (2004)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世代效果（p. 419）。延伸提問：東亞有哪些「體制驟變」可以用這組問題來問？

本文對整個領域最重的一擊（p. 423）：與其他處理人的生命的學科相對照，生命歷程社會學缺乏一套融貫的理論體——經濟學有人力資本與生命週期消費儲蓄理論，生命全程心理學有 SOC 與同化／調適，行為經濟學有時間折現，生物學有成熟與老化理論；生命歷程社會學沒有任何可與之相比的東西，它有一個視角、一組取向或啟發法（引 Mayer 2004、Elder 2003），以及一個相當完整的概念工具箱（年齡規範、時間依賴、轉銜與軌跡、轉捩點）。

讓步與不讓步：由於人的生命之社會結構化背後有多重機制，統一理論或許根本不可能；但解釋性理論的匱乏，說明了生命歷程研究大體是描述性或示例性、而非確證性的大部分原因。

兩個方向（p. 423–424）：累積優勢／劣勢（兩種機制：個人層次的投資／報酬或風險暴露；出生世代層次的世代內不平等增加）——第 15 週；以及風險（DiPrete 2002 的類型學；Leisering 2003 細緻化了 Mayer & Schoepflin 1989 的理論）——第 7 週。

處方：要取得進展，幾乎沒有別的替代方案，除了謹慎地限縮待解釋項（p. 424）。練習：把自己的論文題目「限縮」一次試試看。

裁決（p. 426）：兩個競爭看法是「任務完成」與「準備起飛」；基於回顧的證據，作者對兩者都給予肯定——第一種是對該領域當前狀態相當準確的描述，第二種則適切地捕捉了它未履行的承諾。

四項仍待完成的目標（p. 426）：①生命在何種程度、哪些領域、以何種後果被相對早期地形塑，或生命方向的重大改變如何在成年期與更晚發生；②制度脈絡與社會政策跨國家與跨政治經濟體對生命歷程之衝擊的解明「幾乎才剛開始」；③心理傾向與過程和社會建構之生命歷程的互動，仍待以適當資料與研究設計系統探究；④我們對生命歷程的內在動態、以及發展成分與社會成分的互動如何被制度與社會政策的宏觀脈絡形塑「幾乎一無所知」。

末句：在這個意義上，「起飛」的看法大概更為適切。

引用提醒：單引其中一半，會把本文讀成單向的樂觀或悲觀。最後一行是本課的延伸判斷，不是 Mayer 的原話。

這張是本週的收束，也是把兩條路線接回社會政策的地方（本課的延伸整理）。

若生命歷程是個人的路徑（Elder 系），政策的任務是在關鍵時機提供資源、切斷不利的傳遞——社會投資式的「在對的時機投資」（第 8 週）。若生命歷程是一個社會的制度樣式（Kohli／Mayer 系），政策的任務是設計整體樣式本身——年齡界線、誰養哪一段、世代契約（第 5、7、13、16 週）。

勞保年資中斷的例子：前一種讀法問「如何幫他們補年資」，後一種讀法問「制度為何容許缺口」。本課程後半的每一週，其實都在這兩種問法之間擺盪。

這張是提問，不是結論（本課依 Kohli 1986 的延伸整理）。Kohli (1986: 280) 說：學校體系與老年年金體系創造了三分化的年齡界線。用這個判準看台灣：九年國民教育在 1968 年實施；勞工保險 1950 年開辦時已含老年給付，2009 年勞保年金上路（辛炳隆等 2009 稱之為邁入「全民年金時代」）；國民年金 2008 年開辦。前半段與後半段的界線，建制時間相差約四十年。

若這個觀察成立，Kohli (2007) 所擔心的「去制度化」在台灣的意義就要改寫：台灣後半段的問題可能不是去制度化，而是從未完成制度化——兩者的政策含意完全不同。

也可連到施世駿 (2002: 140) 的推測：職業身分分立的社會保險，可能讓不同群體的生命歷程型態差異很大。

五個重點對應學習目標：1（說明學術史）、2（區辨概念）、3（應用原則）、4 與 5（評估兩種讀法與政策意涵）。

自我檢查：能不能用一句話說出：生命歷程觀點與「生命週期」觀點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第 4 週的兩篇核心閱讀，正好接手本週留下的問題：Ryder (1965) 是出生世代概念的源頭（也回答 generation／cohort 的用語問題）；George (1993) 是轉銜研究的綜述。

閱讀建議：Ryder 是 1965 年的經典，長而密，建議先讀開頭與結論。

完整書目與 DOI 見課程大綱頁面。

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的出版者依章首頁來源行著錄為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課綱著錄為 Springer，為後來接手的出版社）。

注意：Heinz & Marshall (2003) 的導論只署名 Heinz 一人；Leisering & Schumann 為該書第 9 章。Kohli & Meyer (1986) 的期號 PDF 未印（一般著錄為 29(3)）。鄭作彧、胡珊 (2018) 原文為簡體中文，PDF 未印卷號。